国家记忆公众号：国家安全日｜警惕“温柔陷阱”，守护数据机密
这类条款的弊病主要在于缺乏明晰性和可实现性。
国家亦可以私法人形式出现，如国家所设立的国有公司（公营企业）。四、财产权社会功能的变迁：私人财产权与国家所有的异质性 只有对宪法财产权的社会功能加以解析，才能进一步澄清国家所有与财产权的关系，并回答国家所有能否纳人宪法财产权的框架中这一棘手问题。
概括而言，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理论原则上否定公法人的基本权利主体地位，但仍然存在例外情况。由于这条路径所具有的塑造色彩，就导致这一过程具有很强烈的强制性色彩，并出于公意而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个体和自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改革开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营经济、国营企业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一种倾向：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如果通过这种权力的逻辑解读宪法上的财产权，这也不能不说是对宪法财产权的一种误解，并会导致权力与权利两种不同逻辑的混同。如果说在有机主义的思维中，国家作为有机体为所有组成部分在为整体目的努力的过程中设定了其自身的地位。
[73]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在公共财产的框架下理解国家所有条款就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重新加以反思，而1982年宪法的变迁形成了介于规制与市场化之间的国家所有形态，比如国家在自然资源所有方面就不能仅仅以私法上的收益为主，而必须承担一定的公共任务，这自然就需要立法和法教义学的进一步工作：如区分个体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一般使用与特殊使用（通过此种区分可解决河中取水这种看似棘手的问题）、国家在自然资源所有方面的公共限制（收益上缴国库、自然资源的维护）等。因此，行政行为的抽象—具体分类，并不是学者在行政诉讼法上有了具体行政行为概念之后，从逻辑对称的角度提出了抽象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从而形成的。
[67]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主张，行政行为是一个过程。这样，在学理层面，采用了王名扬教授主要借鉴于法国法的行政行为概念，但又采用了德国式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思路在公报案例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得以延续。
王名扬先生认为，这种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两国行政诉讼管辖的范围不同。[41]同年，梁书文和江必新在现《法律适用》杂志发文提出：行政行为的分类，在于把握各种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及其法律后果。
何海波：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第117～132页。[65]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4期。[5]在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正是以此概念为核心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法学体系，从而使行政法学脱离国家学、行政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使行政法学成为规范的法学。[43]参见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六、代结语：行政法[释义]学的本土生成路径及其启示 本文在学说—立法—裁判的互动中考察了中国行政法(释义学)的本土生成路径。行政行为本来就不只是作出决定的行为，还包含着作出[处理]过程，完全可能吸纳行政过程论的思考。百年来，行政行为理论一直是德国行政法规范的核心。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注释】 陈越峰，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94]江利红教授则以行政行为型式化理论静态性缺陷为问题，着眼于现实行政作为过程的整体性、动态性，更为直接地提出，以行政过程替代行政行为，并讨论将其导入中国行政法学的可能性及其课题。
②权利义务的具体化，包括对象的具体化、内容的具体化和效力的具体化，而忽略行为的作出形式。[94]参见王锡锌：英美行政法‘合法性解释模式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第94～105页。
为了呈现复杂的动态过程，笔者拟在法学学说—法律制度—法治实践[主要是司法裁判]之间的互动中，对此加以考察。……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是抽象的行政行为。[60]2014年12月1日最后检索。[98]参见朱芒、陈越峰主编：《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应松年教授主编的关于行政行为法的研究，开启了关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许可强制等一系列行为形态的研究。宋功德教授提出：中国的行政法学者并非单纯地从外国引进和使用行政行为概念，而是立足于中国行政管理实践，为了适应公共行政改革与行政法变革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持续不断地对行政行为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和演绎，从而使这一概念变得极富包容性与解释力。
[56]前注[48]，蔡小雪、甘文书，第12页。关于判例研究及其方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
《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61条第二款的规定还为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行政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章剑生：‘有错必纠的界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第164～179页。
[33]但是，若以为天下只有王名扬，则又成了一种神话。王天华：行政行为公定力概念的源流——兼议我国公定力理论的发展进路，《当代法学》2010年第3期。
[47]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20]参见钟赓言：《行政法[第一编]总论》，载李秀清、陈颐主编：《朝阳法科讲义》[第三卷]，赵晶点校，第49～60页。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建设处于后发位置，因此着眼于立法进行的研究，对外国法律制度和学说的述评也是重要内容。行政行为一般论的研究则主要在行政行为效力等议题上有较大的进展，而这部分内容主要还不是行政法释义体系的建构。
凌维慈副教授则在一篇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以给付行政中的住房保障行政为例，运用行政法律关系为框架进行了分析，探究行政法律关系在给付行政中的解释力。[109]庞德教授认为，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化性的关系问题是所有法学流派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学说、判例和法规范是最基本的三类素材。
为了强化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公布实施《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废止了《若干意见》。[7]三十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在行政行为研究方面的着力颇深。
法释义学 一、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我国改革开放、重建法制以来，法学学说与法治进程相伴相生。章剑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的时候，只能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判断。目前的主流学说，主要由我国成文法、外国法和外国法学构成，行政法释义学还没有成为主流，更没有主导行政法学。抽象行政行为尽管没有成为法律概念，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列举中，第(二)项是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6]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原告认为，该通知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是：通知所针对的对象是小区全部被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人数确定。当适用者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认识破茧成蝶时，研究者苦心经营多年的抽象—具体之茧似乎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58]前注[39]，罗豪才主编书，第120页。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编辑说明。
他认为，造成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划分的困难，恰恰在于行政领域中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严格的界限。后者是指这些行为本就不是行政行为，根据概括条款就应当不被纳入受案范围，但是由于其非常典型、或者容易被误放，因此专门列举以作例示。
